在城市更新與土地開發(fā)進程中，”拆遷”與”拆除”這兩個高頻詞匯常被混為一談。2023年廣州某城中村改造項目中，因施工方誤將”協議搬遷”認定為”行政拆除”，導致程序違規(guī)并引發(fā)群體訴訟，這一案例揭示了準確區(qū)分兩者法律屬性的必要性。本文將從法律定義、程序規(guī)范、權利救濟三個維度，剖析房屋拆遷與拆除的本質差異及實務應用要點。
一、法律定義：公權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本質分野
房屋拆遷特指政府基于公共利益需要，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等法規(guī)，對特定區(qū)域內建筑物實施的強制性征收行為。其核心特征體現為行政主體主導、補償標準法定、程序強制約束三大要素。例如2021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明確，征收農村集體土地需履行”兩公告一登記”程序，印證了拆遷行為的公權屬性。 相較而言，房屋拆除屬于平等民事主體間的物權處分行為，主要受《民法典》物權編及《城鄉(xiāng)規(guī)劃法》規(guī)范。業(yè)主在取得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后，可自主決定拆除自有房屋。但需特別注意，依據《城鄉(xiāng)規(guī)劃法》第四十四條規(guī)定，拆除歷史建筑、傳統風貌建筑需經文物主管部門審批，這一限制體現了私權行使的法定邊界。
二、程序規(guī)范：行政程序與民事程序的差異化設計
在實施流程層面，拆遷行為必須嚴格遵循”五步走”程序：
- 征收決定公告（含社會穩(wěn)定風險評估）
- 補償方案公示（不少于30日）
- 簽訂補償協議（簽約率達95%啟動征收）
- 作出補償決定（針對未簽約戶）
- 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禁止行政強拆） 反觀拆除程序，則呈現明顯私法自治特征。以商業(yè)地產改造為例，業(yè)主需完成：
向規(guī)劃部門提交拆除方案
辦理施工許可（涉及300㎡以上工程）
實施安全防護措施（符合《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
建筑垃圾合規(guī)處置（按《固體廢物污染環(huán)境防治法》） 關鍵差異點在于：拆遷程序具有不可逆的行政強制性，而拆除行為需以物權合法為前提，且不得損害第三方權益。
三、補償機制：法定標準與協商自治的沖突平衡
拆遷補償嚴格執(zhí)行”市場價格+獎勵”的復合標準。根據更高人民法院（2019）更高法行申10145號判決，被征收房屋價值評估需同時參照類似房地產市場價格與征收決定公告日時點。2023年北京某棚改項目中，法院判決征收方補足被拆遷戶因評估時點滯后導致的130萬元差價，凸顯了補償標準的剛性約束。 拆除補償則遵循意思自治原則，但受三大限制：
不得損害抵押權人利益（《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條）
承租人優(yōu)先購買權保障（《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六條）
歷史建筑拆除需專項補償（《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第三十四條） 實務中常見爭議多集中于”以拆違代拆遷”的合法性邊界。依據《行政強制法》第四十四條，對違法建筑的拆除必須經過催告、聽取陳述申辯、作出強制執(zhí)行決定等程序。2022年浙江某工業(yè)園區(qū)整治中，行政機關因未保障當事人陳述權，被判強拆程序違法，充分印證了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
四、法律適用的場景化分析
城市更新項目 采用拆遷程序需滿足《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條的”公共利益”要件，常見于道路擴建、防洪工程等情形。而商業(yè)開發(fā)主導的舊改項目，更宜采用協議搬遷模式，通過《合同法》規(guī)范各方權益。
危房處置 依據《城市危險房屋管理規(guī)定》第十八條，D級危房可啟動應急拆除，但需同步落實安置補償。2020年泉州酒店坍塌事故后，多地建立危房拆除快速審批通道，但仍需遵守更低限度的正當程序。
遺產繼承糾紛 繼承人協議拆除祖宅時，須注意《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十三條對傳統建造技藝的保護要求。江蘇某古宅繼承案中，法院判決部分繼承人不得單方拆除具有文化價值的建筑構件。 在實務操作中，準確識別行為性質直接關系法律后果：
- 誤將民事拆除納入拆遷程序，可能導致行政越權
- 混淆拆遷補償標準適用，易引發(fā)群體性訴訟
- 忽視程序要件差異，將顯著增加違法風險 隨著《民法典》實施與《土地管理法》修訂，市場主體更需建立精準的法律識別框架。建議在項目啟動前，完成”行為性質預判-法律要件核查-風險防控方案”的三步論證流程，必要時引入第三方專業(yè)機構進行合規(guī)評估。
